三年疫情過去，高校封閉管理何時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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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造成知識傳播、資源共享的阻隔

　　大學應確立更精細的管理制度

　　讓開放共享成為原則，不開放不共享為例外

　　4月1日，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在社交媒體上抱怨，送到學校的快遞，除了兩家快遞公司可以直接送到辦公室，其他公司的快遞一律要到統一集散地排隊去取，一些快遞公司連進入校園都沒機會；外賣也是這樣，只能到門口取餐，“疫情基本上過去了，為快遞外賣人員辦理入校很難嗎？”

　　疫情防控政策調整后，人大校園陸續向教職工和學生的親友開放，但是仍然需要“一事一議”的審批。馬亮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快遞外賣目前仍監管嚴格，因為涉及人員流動，這使師生生活的便利性受到很大影響，也使相關企業人員負擔增加。

　　4月3日，《中國新聞周刊》前往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發現門口清冷，安防措施嚴密。值班保安表示，校外人員包括鄰校學生，都需在預約系統上申報且得到校內老師審批通過才能進入。

4月3日，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安保人員表示，外校人員必須經校內教師在預約系統上審批過才能進入。攝影/李金津。

　　記者咨詢了全國約10所位于不同地區的高校，包括廈門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清華大學等，除極個別高校沒有任何限制措施以外，大部分高校都需要一定的入校程序，比如通過在校師生預約申請；有的則直接表示，“現在校外人士不能參觀，沒有辦法可以進。”

　　近來，在社交媒體上，關于大學校園該不該對外放開的話題引發熱議。3月，在一場約3.7萬人參與的網絡投票中，2.5萬人認為應該開放。然而，所有受訪的高校師生都談到，疫情三年多以來，高校在收緊其開放權限，直到現在依然沒有恢復到疫情前的狀態。

　　一位高校教授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感嘆，“大學校園已經封閉了三年，學者之間不怎么交流，學者與公眾之間也缺乏雙向互動。你知道三年會對知識的傳播造成多大影響嗎？”

　　知識傳播有著“巨大障礙”

　　3月29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23年年會“終結新冠大流行”論壇上，中國疾控中心原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高福表示，目前全球還在等待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疫情終結，但事實上大流行階段已經結束，新冠變成了地方性流行疾病。 

　　盡管新冠疫情陰霾已逐漸散去，但高校校園開放方面，疫情帶來的影響還在持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聶輝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很多大學疫情前并沒有什么針對外校人員入校的限制措施，后來要求身份證登記，也不嚴格；如今，即便放開管控措施已接近5個月，幾乎所有大學依然嚴格要求校外人員通過預約才能入校。  

　　這種規定帶來的影響是具體的，就像馬亮提到的校內快遞問題一樣。就在接受采訪之前，聶輝華剛剛收到了一個閃送物品，因為不讓校外人員進校，他必須自己出校門去取。但是，比起這種小事，更讓他感到遺憾的是，校園不開放對知識傳播造成了“巨大障礙”。

　　他舉例說，一位教師在校內開辦講座，當然是希望聽的人越多越好，尤其是對大多數領域來說，理論界與產業界的交流本就是很重要的，學者們也需要來自業界的反饋和啟發。然而，現在他已不再舉辦講座，因為基本聽眾都是校內師生，實際上與普通課堂也沒什么差別。而且，假如一場講座約100人參加，主辦方難以幫助他們一一預約，更重要的是，無法為此擔責。

　　這種后疫情時代的校園流動限制，已深刻影響到了學者們的一些行為。比如，聶輝華說，以前聽說哪所學校有好的研討會或者講座，就會積極參加，現在“我和同事們似乎都習慣線上開會了，不太愿意出差了”。他說，因為學者們的很多校際學術交流都要涉及到入校審批，可能也給活動組織方帶來顧慮。

　　“大學本來是傳播知識的中心，現在這樣封閉管理，就等于大學成了本校學生學習知識的壟斷機構。”他說。這位經濟學教授使用他所在領域的術語進一步分析道，知識具有天然的公益性和正外部性，它應該最大程度傳播，才能將其作用發揮到最大，且知識一旦創造出來，它傳播和復制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這是它與普通商品最大的差別。

　　吳啟航是北京某知名大學2022年畢業的一名學生。在他剛剛入校的2018年，學校四扇校門中，有一扇是通往學校主干道的，那條路校外的車輛和人員都可以通行，包括外賣騎手，但在新冠疫情暴發并將其關閉之后，如今這道門徹底不對外開放。

　　他說，疫情結束，或者松動一些之后，他期待校園能恢復到其剛剛入學的樣子，但現在看來不是這樣，“甚至包括我們校友，也是疫情放松很長一段時間過后，才重新獲得了返校的權限”。

　　他四年的大學生活恰好被新冠疫情分為了兩半，一半是疫情前，另一半是疫情暴發后，他清晰感受到這種開放與否帶來的影響。作為曾經學校辯論隊的成員，他回憶，大一大二的時候，很多辯論賽都是線下舉辦，校外參賽人員直接跟著他們進來就可以，不需要復雜的審批。

　　如今，雖然說校際間的這些社群活動還不至于到了徹底停擺的地步，但是，受到進校管控措施的習慣性影響，一些線下活動已盡量減少。畢竟，假如想邀請外校學生聯合舉辦活動，需要“向相關部門報備審批”。現在，他說，學校辯論隊舉辦的高校聯賽，只有決賽那一場會舉辦線下，這對于學生間的交流、緊密的聯絡、活動的莊重感等等都帶來了損害。

　　大學不是簡單的公共場所

　　2015年11月，媒體人賈葭在網絡發布了一篇文章《花20塊錢進門的大學永遠不配一流》，介紹了他游覽廈門大學時，因為當天入校名額已滿而無法參觀校園。他批評國內大學圍墻高聳、門禁森嚴的常態，因為“開放”是一個大學最為根本的姿態與精神。賈的文章甚至表示，內地高校也應該像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那樣，將地鐵出口修在大學校園內，便于市民出入大學校園。

　　即便非常支持校園開放，聶輝華也不同意上述觀點，并在次日撰文對此進行了反駁，認為校園應該有限、有序開放。這兩種觀點的爭論今天依然具有代表性。從過去來看，一些大學在發布禁止外來車輛和人員入校的規定之后，往往激起公眾不滿，然而人流扎堆帶來的管理困擾也的確是現實問題。

　　一位北京大學本科生回憶，2019年底前，學生用校園卡可以隨便帶校外人員入校，周邊幾所學校，包括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校園卡也可以進入北大。當時，甚至有學生做起了“黃牛”的生意，10元一位，業務就是帶人進入北大校園。

　　那時候，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學校訪客很多。食堂在飯點時，很多校外人員借學生卡刷卡買餐；飯點后的操場，校外人員也明顯增多。如今，訪客無法自己預約進入北大，必須通過校內師生在手機上為其預約，對于在校學生來說，每月可以帶進學校的人數是8人次。

　　該學生稱，執行這樣限制措施的影響更多是積極的。他說，以前校內人員魚龍混雜，時常碰到各種推銷、甚至傳教的人員；而且，學校的食堂本來就很擁擠，飯點的時候不易找到座位，涌入很多校外人員更是加劇了資源的緊張。雖然現在預約制度稍有不便，但真正有事情要入校的人，也都能找到校內師生為其預約。

　　客觀來說，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國內很多好的大學都位于大城市的中心地段，人流量大、周邊交通情況復雜，而校園活動面積、圖書館、食堂等資源又比較有限，如果沒有圍墻、沒有進入限制，校園將不堪其擾。早年間，她記得，她工作的學校，很多培訓、開班的活動都會借用校內場地，但是這樣容易使得商業活動的性質變得有迷惑性，好像大學在為其背書，所以后來學校就收緊了這種出借。

　　大學校園一直是校外游客熱衷參觀的地方。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旅游科學學院副教授王金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并不是所有的高校都應該一刀切地完全向社會開放。此外，還需要扭轉一個誤區，就是不能把校園等同為一般意義上的旅游景點。在他看來，校園旅游不僅僅是校園內部管理的問題，而且還需要從社會層面給予引導和規范。 

　　聶輝華說，校園在任何國家都不是嚴格的公共場所，討論極端情況并沒有意義。事實上，以他曾就讀過的哈佛大學來說，核心區域也是禁止商業機構進入的。

　　《中國新聞周刊》查閱了美國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全球頂尖大學目前的校園參觀規定，發現這些學校面向公眾開放，但與此同時，又有著不同程度的約束，比如，在斯坦福大學，向公眾開放的區域包括其白色廣場、公共用餐區域、室外游覽區域、面向公眾開放的活動舉辦場所等。

　　高校、社會需更深層的資源共享

　　吳啟航就讀的學校，并不會像武漢大學、廈門大學那樣，因為優美的風景而吸引太多的游客，他承認，那樣的情況的確會帶來一些干擾。然而，他也并不贊成將學校封閉起來，他覺得這是一種“懶政”。

　　他認為，學校里的很多資源是社會人士無法享受到的，比如，很多小區可能沒有自己的塑膠跑道，但學校都有；圖書館也是城市里的稀缺資源，可能一個區才有一座，但每所高校都有自己的圖書館。大學享受著比其他普通城市公民更多的公共資源，不進行合理的共享是不公平的。 

　　高校該如何在管理和開放之間尋找平衡？多位受訪的高校教授都表示，大學需要有精細化的管理制度。

　　聶輝華強調，校園活動首先應該分類對待，一些公益性的活動、娛樂性的活動，比如校園內周末舉辦的音樂會，不該限制來訪者；一些會議或講座，應該對特定群體開放；學校的課堂，不能隨便開放。然而，現實是，很多學校管理部門為了省事，不對來訪者的目的進行區分，直接一刀切進行限制，疫情之后，這種“懶政”做法更是得到了強化。 

　　王金偉補充說，大學可以在對外開放時間和空間上做更為細化的設定。比如，很多歐美大學就劃定了可供市民參觀和學習的專門場所，使學校的博物館、運動場、圖書館等公共資源成為廣大市民開展文化教育活動的地方；而對于學生的生活區域，大部分學校都采取一定的限制。與此同時，一些學校還會通過設置“校園開放日”的形式，開展一些教育、參觀活動，以承擔社會服務職能。 

　　對校園放開之后可能會帶來的困擾，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是比較樂觀的，他說，如果僅是個別校園開放，引來人們扎堆游玩，那么學校就不勝其擾，不過，如果大家都開放，也就沒有那么多問題了。

　　近年來，一些高校在工程建設中，也將這種開放性納入了考慮。比如，2021年，華東政法大學與上海市長寧區共同規劃建設的蘇州河華政段景觀對外開放，原本分隔校園與河濱步道的圍欄全部被拆除，市民可以欣賞長寧校園優美濱水岸線和歷史建筑；2022年，上海音樂學院靠近淮海中路區域的圍墻已經拆除，四座歷史建筑和數千平方米的大花園與街區直接相接，市民可以走進校園聽音樂會、漫步等。

　　比起這種物理意義上的開放，多位受訪者指出，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機構如何與外界進行更深層次的資源、知識共享，有形的墻并不是真正該被拆除的東西。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也指出，大學對外開放包括多重含義，大學校園對外開放只是內涵之一。

　　一位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完成博士學習、并于2018年回國創業的科學家曾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中談起，在他所從事的科技領域，美國高校和研究機構的資源共享做得很好，這為整個社會的創新提供了一些便利條件。

　　比如，半導體領域的設施都很昂貴且龐大，小創業團隊根本無力購買，政府會出錢購置這樣的設備，并放在一些大學或者科研機構托管，滿足使用條件的社會人士只要付費就可以去使用、開展實驗。“為什么中國乒乓球打得很好，因為有很多乒乓球臺子。”他做了個簡單的比喻，美國這種共享資源非常豐富，為其高科技產業鏈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撐。 

　　國內也有這種名義上的“共享設備”，放置在某個研究所或者高校，但是，實際上設備屬于這些機構的某個部門管理，后者可能會設置各種各樣的使用條件，或者要求所在院系審批等，限制了公眾使用。“雖然這樣的設施按理說是國家所有，但事實上已經成為高校或者研究所的私有財產了，外人使用的門檻很高。”這位科學家表示。 

　　“在大學資源開放共享方面，中國高校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需要再接再厲。”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大學校園的文化資源、課程和其他設施，如果開放共享，可以為許多人創造學習機會。大學確立一些基本規則，讓開放共享為原則，不開放不共享為例外，不能讓高校各行其是，私自關門、關閉。

　　（文中吳啟航為化名 ）

　　發于2023.4.10總第1087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后疫情時代，高校如何開放？

　　記者：彭丹妮（[email protected]）

　　實習生/李金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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