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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岡石窟第一窟的東邊有一個小山坡，大部分時候游人罕至，頗為清靜。那里如今放置了一塊形似山峰的巖石，石前有一方黑色的墓碑，上面鐫刻著兩行字：“山間的小溪總是吵鬧，浩瀚的大海從不喧囂”。

　　這是著名考古學家宿白的墓，2018年他在北京逝世，三年后，骨灰安葬于此。云岡研究院院長杭侃是宿白的學生，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去世之后）那個時候，很多宿先生工作過的地方都想是不是能夠葬在（自己）那兒。后來他的子女決定葬在云岡，因為他的石窟寺研究就是從云岡開始的，他的幾篇代表作都是關于云岡的，他第一次辦全國石窟寺考古人員培訓班也是在云岡。”

云岡石窟全景。圖/視覺中國

　　1942年，還在大學讀書的宿白就在一次假期游歷中，被云岡恢弘的崖刻大佛深深吸引。1947年，在北大圖書館兼任編目工作的他，整理善本時偶然發現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這是1147年金朝皇統年間撰刻的一篇文字，記錄了云岡石窟的歷史和重修情況，原碑早已軼毀，拓本也不復存在，元末《析津志》抄錄過此碑文，但并未刊印，明初編《永樂大典》時又抄錄《析津志》文字，后毀于庚子之役，幸而光緒年間繆荃孫的抄本將這一部分保存了下來。

　　1950年，跟隨雁北文物勘察團的腳步，宿白又到云岡石窟進行了實地勘察。次年，結合已有的考古成果，他寫出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初稿，后經反復修改于1956年第一期《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發表。這篇文章重建了云岡石窟的年代體系和后期的營建歷史。

　　此后幾十年，宿白始終保持著對云岡石窟的關注和研究，陸續發表了《云岡石窟分期試論》《平城實力的集聚和“云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等文章，不僅對云岡石窟的藝術特點、歷史背景等做了全面闡述，并根據石窟形制、造像內容和樣式對洞窟的分期進行了劃定，同時還提出“云岡模式”理論，一舉確立了云岡在中國石窟寺歷史上的關鍵性意義。

　　而在更深的層面上，宿白的研究也為云岡石窟研究開啟了一個全新階段。正如杭侃所說：“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傾向于美術史、藝術史，宿先生之后則主要是從考古的角度去做研究。”

1955年，宿白（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52級同學在云岡石窟實習。

　　真容巨壯，世法所希

　　中國石窟寺的歷史上，云岡其實并不是最早的一處。

　　自公元前三世紀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奉佛教為國教后，至公元一世紀佛像興起，而后發展出了石窟寺。漢代時佛教經由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石窟造像藝術也隨著往來不絕的駝鈴聲東漸，最先落地生根在今天的新疆地區。大約開鑿于三世紀的克孜爾石窟，是中國最早的大型石窟群。

　　克孜爾之后，石窟沿河西走廊才進入中原腹地。唐朝時，皇帝兩度入蜀避禍，政治經濟重心一度南移，石窟的火種又傳入巴蜀，以至西藏。“我們一般把（中國）石窟分成四個大區，新疆地區、中原北方地區、南方地區主要是現在的四川重慶還有江浙一帶、西藏地區。”杭侃說。

　　根據2021年開展的全國石窟寺專項調查統計，國內現今保存有近6000處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在如此龐大的規模中，云岡之所以位居四大石窟之列，享有盛名，不僅在于它是新疆以東最早出現的大型石窟群，也是第一座開鑿于首都的皇家石窟，更因為在它那些大大小小的佛像上展現著北方游牧民族中原化、西來像法中國化的演進過程。云岡石窟的出現，使中國石窟寺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因此宿白在《平城實力的集聚和“云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一文中指出，“東自遼寧萬佛堂石窟，西迄陜、甘、寧各地的北魏石窟，無不有云岡模式的蹤跡，甚至遠處河西走廊西端、開窟歷史早于云岡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岡石窟影響范圍之廣及其影響延續時間之長，都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擬的。”

　　公元398年，拓跋擊敗后燕入主中原，定都于平城（即今山西大同），正式稱帝。他既好黃老，也讀佛經，曾下詔在京城為沙門始建佛塔、佛殿、講堂和禪室，還把趙郡沙門法果招致京師，“以為道人統，綰攝僧徒。”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仍舊道佛二教并奉，從京城到各地廣設佛像，還命沙門“敷導民俗”。等到太武帝拓跋燾掌權時，滅掉了佛教發達、塔寺甚多、僧人工匠無數的北涼，使涼州佛教東傳，北魏佛教迎來了興盛期。

　　盡管在拓跋燾統一北方之后，也曾發生過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廢佛事件，但文成帝拓跋甫一登基，便下詔復法，佛教反而以更大的勢頭發展起來。“‘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他看到了佛教的有利于統治的一面。”杭侃說，由于北魏是鮮卑族建立的政權，利用宗教統治中原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必然。

　　太武帝廢佛期間，僧侶或慘遭坑殺或還俗保命，一位法號曇曜的僧人卻始終貼身穿著法服，死守信仰。復法以后，曇曜被任命為沙門統，他即向文成帝提出鑿窟雕佛的建議，得到應允后于公元460年，帶領一眾石工在平城以西三十余里的武州山砸下了開鑿石窟的第一錘。

　　《魏書釋老志》記載，曇曜“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 這便是后世所稱的曇曜五窟。如今學術界將這五所洞窟編為第16~20窟，位于石窟整體的西區東側，這里自然斷崖較高、斬山工作量較小，是最利于開鑿的地段。

　　五所洞窟的總體構想和設計方案均出自曇曜本人，他自涼州而來，熟悉西域佛影窟的形制，于是將舊例作為借鑒，并融入自己的想象。雖然如此，曇曜五窟中仍保留著明顯的異域風情，可以看到犍陀羅藝術的影子：比如標志性的第20窟 “露天大佛”，肉髻高聳、長眉細眼、高鼻深目、嘴角上翹、蓄八字須，富有西方人種特征，體現了印度佛像藝術中保留的希臘痕跡；衣著也與印度佛裝樣式相似，內著僧支，絡腋邊緣有聯珠、忍冬紋飾，外著袈裟，袒右肩，其上刻有厚重衣紋，似仿毛質衣料。再比如，第18窟主尊大佛東側的十位弟子，高鼻深目、毛發卷曲、額頭后傾、顴骨突出、下顎明顯，均為典型的西洋面孔。而在窟形上，這五所洞窟皆為大像窟，半圓馬蹄形、穹窿頂，明顯受到印度禮拜窟支提的影響。

犍陀羅文化中的佛像。圖/視覺中國

　　曇曜之后，開鑿沒有停止。從465年到494年，中區及東部的一部分又開鑿了五組雙窟及若干小窟。此期石窟平面多作方形，有前室，有的窟中央立塔柱。窟頂多雕平，龕有上下重龕、左右對稱式和屋形龕等。造像題材多樣，大像減少，開始出現世俗供養人行列。

　　這是云岡石窟最為興盛的時期，呈現出了酈道元在《水經注》中描述的恢弘之勢：“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這也是隨著北魏的逐漸漢化而在石窟造像上開始體現出本土化趨勢的時期：比如第8窟后室南壁明窗西側壁的菩薩像，開始呈現出漢人的面部特征，鼻頭小而圓、眼窩扁平、面相豐潤；被稱為“音樂窟”的第 12 窟，在眾多伎樂手持的樂器中，既有龜茲的五弦、西亞波斯的豎箜篌、天竺的梵貝，鮮卑的羌笛、羯鼓、胡笳、琵琶等，也有中原的箏、排簫、橫笛、琴等，并且這些起舞飛天的伎樂基本沒有明顯的性別特征，與印度的男女雙飛天形象大相徑庭；服飾上也逐漸漢化，第 5 窟佛像已身著褒衣博帶式佛裝，第 6 窟則模仿漢式皇室貴族袞冕創造出全新的服飾，外衣為廣袖漢式長袍，袖口寬闊、長垂至膝，衣襟為左衽、領口開至胸前，點綴有縛帶，下裝長裙，衣擺寬松飄逸、垂至腳踝、褶紋重疊；石窟的形制則開始吸收漢式建筑特征，外立面如“正面六間木構建筑”的第9、10窟，最早出現了仿木結構窟檐及屋形龕等。除此之外，據杭侃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包括佛傳故事、裝飾紋樣的布局，（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漢畫像石的構圖方式” 。

　　公元494年，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已開鑿了34 年的云岡石窟作為皇家工程宣告結束。但民間仍在西部山崖上鑿刻，又增添了許多不成組的中小窟。這些石窟的雕飾更加精美，龕楣、帳飾日益繁雜，造像衣服下部的褶紋也越來越重疊；法像更清秀脫俗，佛細頸削肩、神情飄渺，菩薩清秀俊逸、孤傲脫俗，完全符合中國人對神仙的想象。至此，中國早期佛教藝術改梵為夏的歷史過程也得以完結。

　　不過伴隨遷都，云岡石窟也逐漸陷于衰落，至北魏后，歷朝僅以修繕為主。有唐一代，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云岡未再有大項工程；遼金時期的主要工程限于大規模修整；到明代時，石窟幾近荒廢，寺院建筑也被焚毀；清順治八年，木構窟檐和寺院得以重修，康熙皇帝還曾為云岡寺御書匾額“莊嚴法相”，乾隆年間亦對石窟有所修葺。

云岡石窟第20窟，露天大佛（局部）。圖/視覺中國

　　“大同這個地方處于農牧交錯帶，它的生態是脆弱的，經不起大的消耗。遷都之后，自然就不再那么繁華。而開窟尤其開大石窟，一定是要有經濟基礎的。”杭侃說，云岡石窟的衰微背后有著多重因素：“另一方面，不同時期的信仰會有不同的形式，宋代以后佛教更多的民間化、世俗化，國家也不再把開窟造像當成一個凝聚社會共識的手段。此外，到遼代時已經沒有地方開窟了，所以像第11窟中遼代補鑿的造像只能利用沒有完成的壁面。”

　　近代意義上的重新發現

　　到二十世紀初，飽經千年滄桑的云岡已滿目荒涼、破敗，延綿一公里的窟群被前代的軍堡殘垣分隔東西，東部洞窟坍塌、頹廢，西部洞窟則為民居、馬廄占用，中部孑然獨存的石佛古寺，香客寥寥，不再是眾善趨鶩的清修勝地。直到1902年，一位名叫伊東忠太的日本工學博士意外地踏足，云岡才在近代意義上被重新發現。

　　此前一年，伊東忠太帶領日本考察團，對北京紫禁城進行過為期兩個月的考察和測繪。這次重回中國，游歷至大同時，他從當地知縣口中得知城外向西三十余里的郊外有一處石窟寺，于是立即借閱縣志，查找相關記事。翌日天不亮，他便出發前往云岡，當恢弘的遺跡展現在眼前時，登時“歡喜雀躍，手舞足蹈，不知所措”。回到北京，他將這趟旅程寫作《云岡旅行記》，幾年后又發表了《北清建筑調報告》《支那山西云岡石窟寺》，將云岡故跡推向了海外學術界的視野中。

　　伊東忠太之后，大村西崖、松本文三郎、木下太郎、木村莊八、常盤大定、關野貞等一批又一批日本學者直奔云岡而來。法國漢學家沙畹、瑞典學者喜龍仁也到過云岡，為石窟留下了最早的考察和攝影資料。云岡石窟由此聲名鵲起，成為建筑學界和美術學界的一大巡禮地。

　　1938年至1944年，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前身）的學者長廣敏雄、和水野清一等人對云岡石窟進行了一次全面調查、記錄及實測工作，并發掘了窟前和周邊的部分建筑遺址。七年時間里，他們獲取了大量珍貴的一手資料，包括照片、拓片和手繪的實測圖。1945年后，長野等人對云岡石窟的調查終止，開始著手整理資料和編寫報告。1951年到1956年，他們陸續刊布了16卷32冊的《云岡石窟：公元五世紀中國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調查報告》，成為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關于云岡石窟最為全面系統的調查報告。

　　當然，在云岡石窟逐漸成為一門顯學的過程中，也不乏中國學者的身影。1919年，史學家陳垣就發表了一篇題為《記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對云岡石窟的歷史進行了考證，11年后他又發表《云岡石窟寺的譯經與劉孝標》，首次論及云岡的譯經活動；1926年，陳萬里撰文《云崗石窟小紀》；1929年，葉恭綽寫作《大同云岡石刻毀失記》，呼吁對石窟加以保護；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一行考察云岡，并撰寫了《云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筑》，從建筑專業角度闡釋了云岡石窟的價值，同年，顧頡剛也編輯了《云岡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發表《云岡石佛小記》 ，大同學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岡石窟寺記》……只是由于種種原因，這些中國學者的研究雖然具有一定的開拓性，但未能建構出足夠全面而精細的理論系統。因此與許多古跡研究相似的是，云岡在中國，云岡研究卻在海外。

　　云岡石窟第5窟附12洞佛像，眉眼細長，嘴角上翹，典雅含蓄，為云岡石窟雕刻藝術中的精品。供圖/云岡研究院

　　所以，當宿白在1978年以一篇《云岡石窟分期試論》推翻了日本學者的分期和方法論，重新劃定了云岡石窟的三個時期與相應的形制與造像特征，從根本上改寫了云岡研究的基礎時，日本學界自然無法按捺。1980年和1981年，長廣敏雄先后發表《駁宿白氏的云岡分期論》和《云岡石窟之謎》兩篇文章，對宿白的研究進行了激烈反駁，甚至質疑其所采用文獻的真實性。

　　于是，宿白在1982年特意發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發現與研究與日本長廣敏雄教授討論有關云岡石窟的某些問題》一文，答復長廣的質疑，并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真實性做出闡釋。在嚴謹的論證面前，長廣敏雄最終承認：“從文獻學角度出發，宿白教授的推論當無誤，因而分期論也是符合邏輯的，作為‘宿白說’，我現在承認這種分期論。”

　　至此，以宿白為代表的中國石窟寺考古成為了世界云岡研究領域不可忽視、無從繞過的一支重要力量。考古學家徐蘋芳有一句話評價宿白的開創意義：“落花流水春去也，長廣教授所代表的中國石窟寺研究的時代已經結束，以宿白先生為代表的中國歷史考古學家所創立的中國石窟寺考古學已經建立。”

　　探尋、搶救與預防性保護

　　經過多年積累，中國如今已成為云岡學研究的重鎮。2019年，二十卷本的《云岡石窟全集》出版，成為迄今為止最完整、最權威的云岡石窟影像譜系資料。

　　在這套全集中，除了全景式展現了所有石窟群的雕刻內容，價值尤其突出的還在于對歷次考古成果的披露與梳理。而這些成果，很多都來自短短五十年之內的發掘與研究。云岡研究院歷史與民族融合研究中心主任王雁卿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除了長廣敏雄、水野清一在三四十年代所做的考古調查，圍繞云岡石窟所做的較大規模發掘總共還有四次。

云岡石窟第6窟南壁。供圖/云岡研究院

　　1972年到1973年，配合石窟的加固維修，第9、10窟前庭和前室上方平臺進行了一次清理。

　　1987年，在維修加固工程中對第5窟山頂東側小山谷西的一些附屬小窟前進行了考古發掘，清理出一處遼代廳堂遺址，內有地灶、火炕的僧房遺跡和水池遺跡。

　　1992年至1993年，配合“八五”工程，窟前地面進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其中作為云岡規模最大的洞窟、也是中途停工的大型洞窟之一的第3窟，發現了北魏以降開鑿石窟遺留下的未完工的巖基地面、唐代整理的窟前地面及修筑的臺基、金代修建的殿堂建筑遺跡的夯土柱基等遺跡，被評為“199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08年，與防滲水工程同步進行的首次窟頂發掘。2010年第二次發掘。2011年，第5-6窟頂發現又一處北魏遼金塔院式寺院遺址，以及包括鑄造井臺和熔鐵爐遺跡的遼金鑄造工場。這是國內目前保存最完整的遼金時期的鑄造工場，對研究《天工開物》和冶金鑄造史以及宋遼金“失蠟鑄造法”都有重要價值，因此獲評“201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而從這些歷程中不難看出，每一次考古都是伴隨石窟的保護工作展開的。這是石窟考古的一大特點，因為發掘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破壞性，歷經千年的洞窟已十分脆弱，只能跟隨保護進行一些工作。

　　這種情況在未來也許會發生些許變化。一方面考古和保護的技術會不斷得到更新，更重要的是對待石窟遺產的意識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2021年2月，專門負責云岡石窟保護、研究與管理工作的“云岡研究院”掛牌成立，院長杭侃稱：“過去以保護作為最主要的職能，所以很多地方都叫文管所、文保所。研究院成立的一個很大變化是，保護和研究并重，甚至研究要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區別于墓葬等地下遺址，石窟考古需要兼顧田野考古和洞窟考古兩個部分，所有考古發現都與洞窟本身相聯系。因此，杭侃同時強調：“過去我們基本上關注的就是洞窟本身，現在我們要結合發掘，去考慮云岡石窟不同時期的景觀。”

對云岡石窟的三維數據采集作業。供圖/云岡研究院

　　“我們正在努力還原出不同時代的人們在這里的所有活動軌跡，進一步探索云岡石窟的奧秘。” 但機遇與挑戰是并存的，王雁卿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因為云岡石窟自開鑿之后始終處于頻繁的活動之中，所以地層破壞嚴重，相比保存略好的云岡石窟山頂佛教寺院遺址，窟前遺址破壞嚴重，考古報告編寫工作有很大困難。

　　盡管所有文物都是有生命周期的，但相比可以創造微環境加以保護的小型文物，暴露在自然環境中的石窟，所面臨的威脅要更多也更難以抵抗。云岡研究院石文物保護中心工作人員孫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除了人為的破壞，影響石窟的不穩定因素主要還涉及三類：“一個是物理性的，原本山體是一個整體，后來工匠把它掏空了，從結構上來說就失穩了；一個是化學性的，比如大氣粉塵、降水；一個是生物性的，比如有些動物在洞窟里面筑巢，一些小動物在佛像上攀爬，還有一些樹木的根劈作用。”

　　其中，水害是最為嚴峻的考驗。大氣降水會對石窟外立壁造成直接的沖刷，并透過山體累日滲透，同時可能導致地下水上升；窟內外溫度變化導致的干濕交替會出現大量的凝結水；水中的鹽堿等成分也會加速石窟的風化。而且水害的破壞力不只停留在佛像表面，而是會波及到整個巖體。

　　因此從1961年國務院公布云岡石窟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開始，相關維護和修繕工作始終得到高度重視。1960年代，針對洞窟普遍存在的裂縫、坍塌、石雕剝落等問題，率先在第1、2窟采用錨桿牽拉、環氧樹脂灌漿粘接和傳統加固技術進行試驗；1973年，周恩來提出三年修好石窟的目標任務，隨后大規模的搶救加固工程展開，基本解決了洞窟穩定性問題，最大限度保持了石窟原貌；1990年代，“八五”保護工程通過降低和硬化窟前地面、修建第7、8窟保護性窟檐及山頂防水排水設施等綜合手段治理水害，取得初步效果，2002年防水工程啟動，歷時五年解決了西部窟群的嚴重滲水問題；2012年起，五華洞危巖加固、彩塑壁畫修復、地面雕刻遺址展示、保護性窟檐建設等又陸續完成。

　　在此過程中，保護工作也得到了逐漸深化，從搶救性向預防性轉變。1999年云岡石窟啟動世界遺產的申報，次年便開始拆遷山門前建筑、建設廣場等。而隨著2001年申遺成功，周邊環境綜合治理更全面展開，不僅搬遷了附近的一鎮六村，還新建了5萬多平方米配套建筑和設置，打造了全新的封閉式景區。

工作人員對云岡石窟進行數字化采集。供圖/云岡研究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109國道的改線。109國道曾是大同市區通往云岡的唯一公路，作為著名的“煤都”，運煤車輛也經此絡繹不絕地駛向省外。而這條路距離石窟只有350米，大量揚起的煤灰粉塵附著于石窟之上，給佛像披上一件件“黑袈裟”，裝滿煤炭的載重貨車帶來的震動，也對巖體穩定造成了影響。1998年，109國道全長26公里的云岡段實行了改線，以2.3億的投入將問題根除。

　　石窟造像及周邊裝飾性雕刻上的小尺度病害，也是影響文物價值的關鍵，但由于體量較小，在大型工程中不易被人關注。2015年以來，云岡相繼完成第5、7、8、11、12、13及曇曜五窟和西部洞窟外立壁的日常保養，遏制了小型病害的發展。

　　最近的二十年，保護與研究還搭乘上了科技快車。2003年起，云岡通過近景攝影測量、手持三維激光掃描、站式三維激光掃描相結合的采集方式，對石窟進行數字化采集建模，計劃在2030年前實現數字化全部覆蓋，目前已完成了一半。

　　云岡研究院數字化保護中心工作人員何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住建部的一些攝影測量實驗就已經在云岡做出過嘗試，只是受制于各方面原因，效果未能盡如人意。“真正開始（數字化采集）是從2003年，激光掃描技術正式引入文物行業。到2005年時候，就完成了中國石窟寺的第一幅立面圖。2017年，我們完成了第3窟西后室的復制，這是全球首例不可移動大體量文物的復制成功；2018年，第12窟、第18窟完成了可移動拆裝的復制。2020年，我們又建成了中國石窟寺領域第一個先進的計算中心。”

云岡石窟清代壁畫的保護修復。供圖/云岡研究院

　　何勇說，下一步他們的目標是“打造數字云岡，為云岡的保護與治理、建設與發展提供信息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支持”，包括向考古人員共享文物、為文保人員提供監測數據。孫波也表示，對于云岡石窟這類大型遺產的保護工作而言，數字化有助于更立體地了解洞窟中的病害，為治理效果提供科學的評估依據：“理想的石窟保護是分為四個階段的。第一階段是搶救性的，第二階段是科學性的，第三階段是模擬性的，第四階段是藝術性的。我們現在處在第二階段，希望更多領域、更多學科、更多的人參與進來。”

　　然而在世界范圍內，文物保護仍是一道尚未尋找到最佳答案的難題。所有的嘗試與努力，只是盡力延長文物的生命周期，卻無法徹底終止其邁向消亡的腳步。對于已然脆弱并且仍將時刻面對風雨的石窟而言，更是如此。“但這就是保護的魅力。”孫波說：“很多情況下，我們把文物比作一個老者，它是有生命的，而把自己比作一個醫生，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延長它壽命。”

　　發于2023.4.3總第1086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云岡石窟：改梵為夏

　　記者：徐鵬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