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最關注的營商環境問題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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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財經》記者 孫穎妮

　　編輯 | 王延春

　　“對中國重申擴大開放感到非常鼓舞、興奮”。3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3年年會上，友邦保險控股集團首席執行官兼總裁李源祥表示。

　　過去三年，疫情的影響對諸多外資企業造成深度困擾，外企信心有所下降。隨著中國防疫政策優化調整，全國上下全力拼經濟，外資企業的信心亟待提振，而此次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3年年會則通過“與世界對話，謀共同發展”，再次釋放了中國積極擴大開放，加大吸引外資的信號。

　　在3月20日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秘書長方晉表示，當前世界經濟再次走到一個關鍵點，在這個關鍵時刻召開年會，向國際企業界介紹中國的最新政策主張，請他們為中國的改革發展提建議。更重要的是把他們請到中國、北京來看看，現在中國的發展與他們的想象是不是一致的，請他們來看看中國將以什么樣的姿態繼續推進改革開放，與世界各國加強合作。“期待他們能夠將對中國最新的認知傳遞給自己的國家。”

　　作為每年全國“兩會”后首個舉辦的國家級論壇，本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以“經濟復蘇：機遇與合作”為主題，圍繞高水平開放、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修復、擴大內需、綠色轉型、大健康產業等熱點主題進行探討。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承辦，自2000年創辦以來已舉辦22屆。本屆論壇境外參會代表超過百位，均為世界500強或行業領先企業的董事長或首席執行官、主要國際經濟組織負責人、國際著名學者。這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后，論壇第一次恢復線下舉辦。

　　過去三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大國博弈加劇，這些世界底層邏輯的改變正深刻影響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而外資企業對這些變化最為敏感，受沖擊也最大。

　　受各種內外復雜因素影響，部分外資企業對投資中國的顧慮增多。論壇上，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克雷格艾倫（Craig Allen）表示，“包括美國、日本、歐洲在內的很多CEO依舊關注對中國的投資，但是視角已經不同，很多CEO要努力去說服公司的董事會增加對華投資。”各種因素影響下，外企認為在中國投資的風險提高，且未來的投資回報率會降低。過去的三年疫情進一步惡化了這些公司董事會的看法。

　　除了疫情，中國經濟現在面臨結構性和周期性的障礙，高速增長的時期可能終結，外資企業擔心未來投資中國的回報率會降低。此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的趨勢也讓外企投資中國有了更多擔憂。“總之，成本上升、風險上升以及未來可能投資回報率下降，這些綜合因素導致企業的CEO更難說服公司的董事會加大對華投資。”克雷格艾倫說。

　　在這些變化中，中國引進外資面臨著新的挑戰，也對中國國際營商環境的打造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論壇上，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登記注冊局一級巡視員肖蕓表示，在當前全球經濟復蘇曲折前行的背景之下，哪個國家的營商環境好，哪里的投資吸引力就強，哪里的市場主體活力就高，這個國家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和韌性就好。

　　當前，外企對中國營商環境的改善有哪些建議？外企最擔憂的是什么？在全力拼經濟的2023年，中國如何穩住外資？論壇上，外企和國際經濟組織負責人對中國優化營商環境提出了建議，中國政府人員及專家學者也做出了回應。

　　外企需要更穩定的政策預期、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克雷格艾倫對論壇上各界非常開放坦誠的態度感到備受鼓舞。因此他也向中國營商環境的優化提出五點建議：第一，需要更透明的監管，尤其在數據、隱私方面的法律執行；第二，需要更透明的國際規則，尤其是工業發展政策方面，包括技術、科技領域的補貼，各國企業應該得到平等地對待；第三，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應該公平競爭。中國民營企業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如果民營企業發展良好，外企也會良好發展；第四，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可以取得更多進展；第五，需要更透明、更公平的政府采購機制，在醫療領域，創新的定價機制可以更好地讓外國企業在中國進行研發。

圖為克雷格艾倫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3年年會上發表演講。

　　克雷格艾倫特別提到，當前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與國有企業競爭時并不是特別公平、平等。如果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能夠得到改善，可以為中國釋放巨大的增長潛力。當前投資沒有完全進入到中國生產力效率最高的部分，資本的配置效率還比較低，希望政府能夠推動這方面的改變。

　　論壇上，友邦保險控股集團首席執行官兼總裁李源祥也表示，希望中國提升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預測性，公平對待所有參與者。“現在大家都非常關注好的生態環境的打造，這對企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十分重要。”

　　“德企需要一個更加透明和清晰的法律框架。”去年底，中國德國商會華北及東北地區執行董事兼董事會成員晏思（Jens Hildebrandt）就恢復德企商業信心的問題向中國提出建言時表示，中國需要為在華的德國企業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對于即將出臺的公共采購法，要求公平公正地對待中國和德國企業。

　　2022年德企商業信心調查報告顯示，41%的德國企業預計利潤將下降。本土化和多樣化作為德國企業的應對措施，以降低由之前疫情和地緣政治環境變動所帶來的風險。49%的德國企業認為，與其他市場相比中國的吸引力有所減弱。有51%的受訪企業打算未來兩年增加在中國的投資，與2021年的71%相比，有下降趨勢。

　　《財經》記者在與多家外資企業的交流中發現，談到對營商環境的建議，企業一致提到了對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的期待，相比于稅收、土地、補貼等各類優惠政策，企業對政策的確定性最為關切。“政策的不確定性是企業最大的風險。”

　　松下電器中國東北亞公司事業開發中心相關負責人李涂向《財經》記者表示，對于外資企業來說最關注的就是政策的穩定性，希望在這方面能夠有所改進。德國EFS汽車企業咨詢公司中國業務經理卓然也表示，希望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再提升一些，因為不確定性會打亂經營節奏。美國核芯控股集團獨資企業廣東核芯投資有限公司的投資總監王岳峰（Jack Wong）告訴《財經》記者，企業和政府需進一步增強契約精神，保障外資企業利益的穩定、持續的發展，給企業更多的安全感。

　　上海中創產業創新研究院副院長芮曄平也向《財經》記者表示，當前稅收等優惠政策并不是外資企業最關心的問題，企業當下最關心的是能夠有穩定的發展預期。

　　穩住外資，中國需要更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

　　“營商環境好不好，關鍵看企業，看企業的感受。”針對外資企業對中國營商環境提出的建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馬駿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也給出了回應。

　　針對外資企業尤為關注的政策可預期性和透明度問題。馬駿表示，外資企業尤其是制造企業在中國投資額巨大，特別是固定資產投資數量大、流動性差、回收周期長，他們對環境的穩定性有更高的要求，在這方面中國要重點進行改進。比如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歡迎更多企業參與討論，提高政策決策透明度。此外，參照國際先進水平公布相關的政策信息和統計數據對于企業來說也很重要。

　　此前，瑞信證券（中國）董事長胡知鷙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曾表示，政策出臺前，有關部門可廣泛展開相關意見征求工作，增強監管政策的前瞻性、透明度和代表性；政策出臺后，權威部門可及時進行政策解讀，合理引導市場預期，有助于提高整體預期管理水平。

　　論壇上，肖蕓建議，一些改革措施在推動時，應該有事先足夠的試點進行試運行，客觀評估，再考慮政策推廣的適用范圍。由于中國的發展不平衡，地區差異非常大，一個新制度的推出需要經過充分的論證和考量。

　　《財經》記者在調研時也了解到，很多企業家表示對目前的制度和企業的訴求沒有特別好的對接，建議下一步應該多聽聽企業家的意見再調整制度。

　　從實施層面看，現在全國統一的制度大體上是有的，但在實施時，由于制度不夠細化，標準不夠準確，致使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存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方式和程度的情況。“作為參與制度設計的部門，我們現在正在把一些大的政策具體細化，出臺更細的標準和指導措施，讓地方基層的這些執法人員知道這些事具體應該怎么對待，知道裁量權、范圍到底在哪。”肖蕓說。

圖為肖蕓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3年年會上發表演講。

　　對于政策和監管的執行方式，馬駿表示，很多企業反映監管的執行方式會對生產經營活動帶來困擾。對于一些重大監管政策的出臺，執行時要給予必要的過渡期，讓企業有時間進行內部調整或者保障供應鏈的穩定。此外，盡量避免一刀切的監管方式，比如區域性的限電、全行業整頓等行為。

　　馬駿還建議，在鼓勵創新和市場采購方面平等對待內外資。比如外資企業反映比較多的技術中性問題，要對不同路線的新技術公平對待，不要厚此薄彼，要讓不同的技術都可以在中國市場公平競爭。

　　此外，馬駿提出，要優化技術標準，規范檢驗檢測和認證的管理。外資企業特別是制造企業、跨國公司在技術上一般處于先進水平，而中國在技術標準方面與國外有所差異，對此，中國要幫助外資企業適應中國的標準和監管。同時，要與國際最先進的技術標準、規范盡快接軌。當前，包括智能醫療裝備、人工智能在內的很多新的技術還沒有國家標準，但是市場有需要，建議中國能有一些包容性的監管辦法，比如允許一些區域或者行業有過渡性的辦法。

　　完善制度，擴大規則，公平對待，這意味著更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堅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

　　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會長江小涓在去年底《財經》年會上表示，制度型開放最大的特點是透明、穩定和可預期，這對增強國內外市場主體在中國市場長期發展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江小涓等多位專家表示，過去40多年中國屬于政策型開放，這種方式的好處是在國內產業競爭力弱和市場經濟體制不夠完善的情況下，漸進式的開放不會對國內帶來突然沖擊，但是不斷變化的政策，也給國內外投資者帶來長期預期的不穩定。當前，中國有條件轉向制度型開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工具最大的特點是建立透明、穩定和可預期的開放體制，對加強國內外市場主體在中國市場長期發展的信心尤為重要。

　　對投資中國充滿信心，“放長線、釣大魚”

　　盡管有擔憂、有迷茫，但論壇上的外資企業依舊對投資中國充滿信心。

　　外資企業并不愿意放棄中國這個規模巨大的市場。

　　論壇上，寶馬集團董事長齊普策（Oliver Zipse）表示，中國是寶馬集團最大的單一市場，也是最具戰略性的市場之一，中國式現代化可以讓中國市場釋放出對創新產品與服務的巨大需求。“我們在德國之外的最大的研發活動就是在中國進行的。寶馬在中國的成功不光給中國，也給德國帶去了繁榮。”

　　《財經》記者了解到，去年6月23日，寶馬集團在沈陽的第三座整車工廠華晨寶馬里達（Lydia）工廠正式投產。該項目總投資達150億元，項目的落成標志著自2010年以來華晨寶馬對沈陽生產基地約830億元投資落地，而中國沈陽成為寶馬集團全球最重要的生產基地。

圖為齊普策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3年年會上發表演講。

　　齊普策表示，中國式現代化也是全球性的機會。寶馬與長城汽車各出資50%共建的合資企業光束汽車正體現了這一點：雙方優勢互補，產品則同時瞄準了中國和國際兩個市場。

　　“過去一年，太古加速投資中國，包括陜西西安太古里、在海南三亞投資建設的太古首個度假型零售商業項目、新開工建設的福建廈門太古翔安新機場維修基地等。”論壇上，英國太古集團行政總裁施銘倫（Merlin Swire）表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為能夠提供更高質量產品與服務的跨國企業帶來了廣闊發展空間，也是太古堅持長期投資中國的信心所在。

　　另一方面，外資企業也意識到，參與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提升科技創新能力能夠帶來巨大的商機。

　　施耐德電氣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趙國華（Jean-PascalTricoire）表示，施耐德電氣是全球能源管理和自動化領域的數字化轉型專家，也是可持續發展領域的長期踐行者。當前，中國很多行業都在加快數字化、低碳化轉型，這讓企業看到了大量市場機遇，給企業拓展了成長空間。施耐德電氣將繼續強化“中國中心”，增強創新和協作優勢，繼續開發、推廣前沿數字化技術，賦能更多產業共同加快實現數字化和綠色低碳轉型。

　　當前，越來越多的外企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梅賽德斯-奔馳集團股份公司董事會主席康林松 （OlKllenius）表示，2021年以來，梅賽德斯-奔馳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啟用了擁有全球輻射力的先進研發中心。這不僅增強了企業的全球研發實力，更重要的是，中國研發網絡可以讓公司更快推進技術創新，以滿足中國市場和中國客戶的需求。“2023年，梅賽德斯-奔馳將在中國市場投放16款全新產品，我們愿意繼續在華投資。”

　　多位外資企業的負責人表示，盡管當前全球產業鏈朝著本土化、區域化和多元化方向重構，部分外資企業陸續將生產鏈遷出中國。但作為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最齊全的工業門類的國家，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優勢目前還難以替代，中國產業鏈的韌性對外資企業有著巨大吸引力。

　　采埃孚集團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柯皓哲（Holger Klein）表示，疫情帶來了供應鏈中斷、半導體短缺等問題，但正是存在這樣的問題，采埃孚開始在中國進一步加大投資。去年底，采埃孚在廣州落戶了華南地區首個研發中心，并建設百億元級汽車電子廠，就是為了加強中國本地化布局，產業鏈供應鏈更加強韌。“在上海建設新工廠，目的就是希望盡可能貼近客戶。”

　　外資企業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也充滿信心。

　　“下一個中國還是在中國。”論壇上，麥肯錫中國區主席倪以理（Joe Ngai）表示，在過去的10年、20年大家都享受、經歷了中國的紅利，大家都賺到錢了，都做到規模了。今年我到任何一個國家大家都在問，下一個中國在什么地方？顯然，下一個中國還是在中國。

　　倪以理認為，中國有日益壯大的中等收入群體，產業結構正向服務業轉型，消費也在升級，這些變化有目共睹。“我相信，未來10年，如果一位全球CEO放眼全球尋求增長點時，他不能忽視中國。這正是中國的重要之處。”

　　趙國華也表示，中國高質量發展，意味著更多創新與合作，其中中國的“雙碳”目標將為國內外企業帶來新的發展機會；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會進一步釋放中國市場潛力與紅利，外資企業可以更好地發揮價值。

　　“歡迎各國企業來華投資，可以放長線釣大魚。”論壇上，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韓文秀表示，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將繼續擴大市場準入，穩步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繼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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